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对外交流空前活跃，我国的翻译事业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11月4日至7日举行的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五届全国理事会会议上，翻译学界的专家们聚首北京，纵论中国翻译事业的得失成就、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他们纷纷表示，将以新的理念、新的姿态去构建中国翻译事业的宏伟大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翻译之桥”不可替代

  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翻译始终都起着不可或缺的先导作用。

    近代中国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始于19世纪末年。林纾翻译的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在1899年就以木刻本出版了，鲁迅作为另一个标志性人物在引入近代外国文学方面亦功不可没。“五四”时期，《新青年》、创造社、文学研究会等先进刊物、文学团体、出版社大量介绍了外国优秀文学作品，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鼓舞和借鉴作用。　

    在艰难的革命斗争岁月，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使我们逐渐了解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历史传统和生活斗争。

  新中国成立初期，翻译事业迅速发展。据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的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10月至1953年底，全国出版的文学翻译书籍达2151种，每种印数少则数万册，多至百万册。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巨大需求使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翻译大国”。中国多语种翻译出版渐热，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高潮，内容渐丰，除比较集中的语言教学、文学作品、哲学社科类外，学术、财经、科技、电子类作品也被大量译入和出版。

    据中国版本图书馆资料室统计，1978年到1990年，全国共出版翻译类作品2．85万种；而1995年至2003年，翻译类新书数量迅速增长，达到了9．44万种。

  “大而不强”鱼龙混杂

   虽然翻译数量和品种极大丰富，然而众多翻译学家们却表达了这样一种忧虑：中国虽是“翻译大国”，却远称不上“翻译强国”，因为翻译的总体水平不高，鱼龙混杂，粗制滥造之作仍有很多。　

    20世纪初，“西学东渐”之风正盛，当时的译者因不了解原作中的古希腊神话故事而将“theMilkyWay”（“银河”）错译为“牛奶路”。从此，“牛奶路”便成了翻译笑话的代名词。　

    时隔一个世纪，这样的错误不但没有“逝者如斯”，反而被“推陈出新”。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主任任吉生说：“近八九年来，一些出版社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大量组织重译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古典名著，而译本的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出现拼凑他人译作的抄袭现象。这样的译本有的没有正规署名，有的根本找不出译者是谁。”    

    与文学翻译质量低下的问题相比，日常生活中的翻译差错现象更加严重。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会长林戊荪指出，在中国，无论是旅游指南，还是产品介绍，无论是名胜古迹的说明，还是街头巷尾的标牌，外文翻译差错已到了“俯拾即是”的程度。　

   “一个人的谈吐显示一个人的素质；一个国家、地区或机构在对外交流中的外语水平直接影响到它的国际形象。试问，如果我们给外国人看的外语材料错别字连篇、文法不通、不知所云，我们能够赢得外国人的尊敬和重视吗？”林戊荪说。　

     人才匮乏成为掣肘

  翻译学界的专家们认为，造成中国翻译“大而不强”的首要原因是供求失衡。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飞速发展使各行各业对翻译的需求大增，而现有的翻译队伍远不能满足社会和市场的实际需求，人才匮乏成为主要掣肘。　

    中国译协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在岗聘任的翻译专业技术人员约6万人，翻译从业人员保守估计达50万人，而有关抽样调查显示该数字可能达到100万人。即使如此，仍无法扭转供不应求的局面。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分析说，首先，中国专业外语人员少，又集中在少数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和政府部门；其次，外翻中工作由于相对容易，人才缺口不大，但能够胜任中国翻外的高质量人才则严重不足。　林戊荪指出，要改变中国翻译界现状，建设真正的“翻译强国”，必须大大加强和改进人才培养，既要努力增加数量，更要保证质量；既要精通外语，还要有中文修养；而且文学翻译和实用翻译应当并重。　

   规范行业适应挑战

  日益扩大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已在中国催生出百亿元人民币的翻译市场，大量翻译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但业界专家们指出，中国翻译行业仍需进一步规范才能把握好如此巨大的商机。　据黄友义介绍，2003年，中国翻译产值达110亿元，2005年可望突破200亿元。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更将为中国翻译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面对巨大机遇，中国翻译行业开始步入规范。国家人事部从2003年开始试行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迄今考试已经举办两次，参考人数约4600人，平均通过率为30％。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去年11月发布了国内首个《翻译服务规范》，使消费者有了选择翻译服务的客观标准。　

    黄友义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政府部门主管翻译事业，一个统一、完整、系统的政策规范还没有到位。在西方国家，翻译行业普遍有政府主管单位某种程度的政策指导。　

    此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翻译服务市场的开放也加剧了国内同行的压力。早在3年前，外国人就以合资或注册软件公司的形式悄然进入了中国翻译市场。

  黄友义说：“进入中国翻译市场的外国公司对本土公司构成的挑战是次要的，而它们对推动本地市场的规范化发展和市场化进程所做出的贡献则是主要的。”